从书目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笔杆子史

书目之为用，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它不仅仅是作为著述与出版成果的一种记录工具，具有文献方面的价值，它还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为研究者提供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发展脉络和知识学术图谱，具有学术方面的价值。特别是某些专科专题书目的编制，更有明确的学术功能指向，其编纂成果历来受到专业研究者的青睐，将其视之为基础性质的学术史料[1]。然而，考察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显学的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至今仍缺乏一部详瞻的为该研究服务的红色文献专题书目。造成这一缺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革命文献殊异的存见状态：它既品种繁多又留存稀见，一方面党在革命时期的著述出版活动在党的宣传价值驱动下异常丰富而多彩，另一方面留存至今的革命文献在当时战争的流动环境中又相当分散而少见，两相结合的结果导致了书目编制实践上的重重困难。而如今现代数字检索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以及多种历史文献全文数据库的相继开发，为重启专科专题书目的编制工作创造了新的条件与契机。本文重点考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这一特定时空范围下的红色著述与出版活动，主要进行如下三方面的阐述：这些丰富的著述与出版活动如何构建了自足的书目内容？这样的专题书目有怎样的党史研究价值？编制书目可以采取怎样的实践路径？

1 丰富与复杂：中国共产党作为“笔杆子”的著述与出版

处在竞争状态下的现代政党政治，各政党为了争取更多民众的广泛支持，在政治方略的运用上，无不自觉于文字的书写著述和舆论的宣导活动。在印刷品主导传媒的中国近现代时期，书报刊的出版与发行，显示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文化价值。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是以对传媒的充分有效利用为过程特征，从很大程度上说，作为外来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生根发展，以及红色革命政权在艰难的逆境中赢得最终胜利，可视为共产党有组织、有目的地运用著述与出版实践的结果。毛泽东曾形象地把文字事功的力量喻之为“笔杆子”，与武装夺取政权的“枪杆子”功能相提并论[2]。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3]的执政理念，这一理念以制度性的中央文件形式，固化到党对各根据地和各边区统一化的政治要求中。

正是共产党中央这种全盘性的政治安排，促使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事业，在经历长征一个短时期的顿挫以后，再一次以更大的规模快速性地崛起。作为专业化出版发行机构的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要求下，首先在延安创建起来，承担着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书报刊出版发行任务。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权，与延安的情形基本类似，也纷纷克服着当地简陋的物质生产条件，在严酷动荡的战争环境下，几乎白手起家地建立起地方性的印刷与新闻出版机构，服务于本区域的政治经济活动和对敌军事斗争。晋察冀新华书店、太岳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等一些以区域地理位置命名的各地新华书店，成为各根据地和边区开展出版活动的中坚力量。各地党委、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等一些职能部门，也在各自的需要下，不时地加入到出版和印刷的合唱中来，其出版的印刷品，虽然多数看起来零零星星，但由于部门众多，统合起来则是相当不小的数目。

中央之所以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权，因地制宜开展各自的印刷和新闻出版事业，是针对战争环境下各根据地块状分割局面的一种灵活应对。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确有其雄厚的著述和出版文化资源，但无论是在印刷的物质生产条件，还是在书刊发行和运输必须冲破敌人严密封锁线方面，都有着无法克服的现实困难。分头并进的各地新闻出版活动，则打破了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一方面有利于各地区自成传播系统独立自主地发挥新闻出版在本区域的政治文化宣导和干部群众说服功能；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党中央的声音、要求和方略在不同地区内的有效传递和传达，使中央和地方的执政思想和政治进程保持高度统一和步调一致。地方新华书店和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新华书店，都冠以“新华书店”标识就体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协同和呼应。党中央的重要文件，马恩列斯的经典作品，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时评时论，在不同的新华书店和出版机构之间流转翻印，形成诸多不同面貌的版本，这种不分畛域的著作权共享现象，内在地反映了同一政治目标诉求下共产党各边区政权的共同行动原则。与此同时，各地独立建制的区域性出版机构，又从本地受众的传播效果出发，在文化传统、文本叙事和审美风格等方面，顺应本地读者的传统接受习惯和心理，自主开发了相当多的本土作品，带来了各边区出版物的多样化品格。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网址: http://www.dsbczz.cn/qikandaodu/2021/0226/6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