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 蒋介石张学良负有的历史责任 -党史博采（理论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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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沦陷, 蒋介石张学良负有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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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1月2日锦州失陷，前后仅仅105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三省就全部沦陷，这完全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绝对“不抵抗”政策的严重恶果，其主要责任无疑应该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但是，作为东北军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不打半点折扣地完全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军大部不战而退，或不战而降，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1931年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谓：“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13日，于右任也致电张学良：“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中村事件（即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中村震太郎等人，假冒“日本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名义，奉命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间谍活动，收集许多情报，后被东北军秘密处死）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9月6日，张学良原来打算从北平回到沈阳（1931年6月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后即驻北平，托病就医），因有日本特务土肥阴谋暗杀他的密报，所以张学良又迟疑停止赴沈阳，他遵照蒋介石的数次电令精神，于当日分别致电东北边防军参谋长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全文如下：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我方务当万分要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9月11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晤张学良，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遭日军进攻，一律不抵抗……”张学良对于蒋介石上述这些对日“不抵抗”的指示，是完全彻底地坚决执行和接受的，他对东北军各个部队的军官反复转去蒋介石关于“不抵抗”的电令和训示，以致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作好了逃退的计划，有的怕下级军官和士兵会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干脆就给他们只发枪支不发子弹。

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等首脑机关要人中，由于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思想的严重影响，造成东北当局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后指挥失灵，被日军各个击破。张学良本人因军阀混战长期留驻北平。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正忙于为其父亲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及其儿子万国宾均在北平遥控，而且急于将其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向哈尔滨，再转运至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其父亲去世回到锦州老家治丧，由军署参谋长、省政府委员熙洽代理。总之，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及政府各界在张学良多次“不抵抗”电令的影响下，思想上不但毫无对日抵抗的准备，而且早已作好了如何逃退的打算。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请问，这跟投降有什么区别？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在北平获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即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所候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连报中央，听候指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实为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并用炮袭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给东北军一道道的“不抵抗”电令，无疑如一根根粗黑麻绳捆绑住了东北军广大官兵，他们虽然作了某些抵抗，也只是零散的、无组织的，扭转不了整个战局。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网址: http://www.dsbczz.cn/zonghexinwen/2020/0709/3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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