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项英将军诞辰120周年】女儿回忆父亲项英 -党史博采（理论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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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项英将军诞辰120周年】女儿回忆父亲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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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是项英同志诞辰120周年。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人民会永远缅怀。

1931 年，我在上海出生时，父亲项英已经到苏区去了。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去了苏区，和父亲一道投入了革命工作，于是就把我托入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当局看孤儿院经常收一些共产党人的孩子，就强行把这个孤儿院关闭了。陶行知先生只好把我转移到了他在江苏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寄养。

陶行知先生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郭青老师时，没有告诉他我是谁的孩子，只说要好好养着。郭老师对我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就问有什么特殊要求，万一有个意外怎么办。陶先生说，只要你尽了心就行了，没有人会找你麻烦。

当时我还没有名字，陶先生就给我取名苏云，说我是在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那个时候，我并不叫项苏云，而被改姓张，叫张苏云。因为姓项这个姓的人很少，而项英又是共产党的知名领导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如果说是姓项的，太引人注目。我是直到皖南事变之后，才改叫项苏云的。

1938 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江苏即将沦陷时，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要郭青老师带上我奔赴西安。郭青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他遵照校长的嘱托，孤身带着我长途奔波到了西安，并苦苦等待着汪校长的来信，以从中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后来，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正好来西安办事处，他与我父亲很熟悉，就亲自给我父亲项英发了一封电报，问明了项英确实有我这么个女儿。至此，组织上才正式批准，由郭青老师带着我奔赴延安。

1938 年 4 月，当时年仅 7 岁的我，由郭青老师带着，乘坐一辆从西安开出的卡车，一路颠簸着向延安驶去。一同开往延安的还有四五辆大卡车。

到了延安后，郭老师进延安抗大学习，我被送进了延安保小的前身——鲁迅小学学习。

自从我出生后，就没见过父亲项英的面。直到 1938 年秋，父亲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已 7 岁大的我，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并和他相处了 12 天。但我却不曾想到，这次相见，也是和父亲的诀别。

那天我正吃晚饭，郭青老师告诉我说，你爸爸来延安了，马上接你去见爸爸。我又惊奇又高兴。

一位警卫员叔叔带着我来到了延安城里的八路军大礼堂，这里正在举行欢迎大会。大礼堂的条件十分简陋，人们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会场气氛却很热烈。

我进了会场，就到处找我爸爸。陈云伯伯看见我走过来，“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我点点头。于是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对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你女儿来了。”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让我坐在他腿上，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就一一回答，好像也没特别激动，因为我从未见过父亲的面，更不知道如何与父亲亲昵。我们虽有着血缘关系，但毕竟从未在一起生活过。

欢迎会还没有开完，我突然流起了鼻血，爸爸一看很着急，却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坐在后面的马海德医生走了过来，拧了一条凉毛巾，敷在我的鼻子上，过了一会儿，鼻血就止住了。

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怯生生的，推说同学都在等我，就先回学校去了。第二天放学，爸爸又来学校接我，我才跟他去了。后来的几天晚上，我就住到了爸爸那里。在延安保育院的小弟弟阿毛也被接了回来，这样我们总算和父亲在延安团聚了。马海德医生特意为我们一家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照了一张像，照片上我戴的帽子，就是父亲来延安带给我的礼物。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与父亲的惟一一张合影。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网址: http://www.dsbczz.cn/zonghexinwen/2020/0721/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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