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之责: 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1月2日锦州失陷，前后仅仅105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三省就全部沦陷，这完全是国民党政府对日绝对“不抵抗”政策的严重恶果，其主要责任无疑应该由国民党政府承担。但是，作为东北军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不打半点折扣地完全执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军大部不战而退，或不战而降，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1931年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谓：“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13日，于右任也致电张学良：“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中村事件（即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中村震太郎等人，假冒“日本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名义，奉命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间谍活动，收集许多情报，后被东北军秘密处死）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驻东北军队作战序列。

9月6日，张学良原来打算从北平回到沈阳（1931年6月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后即驻北平，托病就医），因有日本特务土肥阴谋暗杀他的密报，所以张学良又迟疑停止赴沈阳，他遵照蒋介石的数次电令精神，于当日分别致电东北边防军参谋长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全文如下：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我方务当万分要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9月11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晤张学良，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遭日军进攻，一律不抵抗……”张学良对于蒋介石上述这些对日“不抵抗”的指示，是完全彻底地坚决执行和接受的，他对东北军各个部队的军官反复转去蒋介石关于“不抵抗”的电令和训示，以致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作好了逃退的计划，有的怕下级军官和士兵会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干脆就给他们只发枪支不发子弹。

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等首脑机关要人中，由于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思想的严重影响，造成东北当局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后指挥失灵，被日军各个击破。张学良本人因军阀混战长期留驻北平。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正忙于为其父亲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及其儿子万国宾均在北平遥控，而且急于将其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向哈尔滨，再转运至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其父亲去世回到锦州老家治丧，由军署参谋长、省政府委员熙洽代理。总之，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及政府各界在张学良多次“不抵抗”电令的影响下，思想上不但毫无对日抵抗的准备，而且早已作好了如何逃退的打算。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请问，这跟投降有什么区别？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在北平获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即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所候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连报中央，听候指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实为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并用炮袭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给东北军一道道的“不抵抗”电令，无疑如一根根粗黑麻绳捆绑住了东北军广大官兵，他们虽然作了某些抵抗，也只是零散的、无组织的，扭转不了整个战局。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网址: http://www.dsbczz.cn/zonghexinwen/2020/0807/4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