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渡赤水：毛泽东审时度势的选择

文/赵司尧

红军四渡赤水发生在1935年1月至3月间70多天的时间里，是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得意之笔。但实际上，四渡赤水期间的红军并非势如破竹、屡战屡胜，其绝妙之处在于实事求是，不拘俗套，根据形势灵活机动地调动部队，最终为长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既是审时度势的正确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即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红军作战的决定性作用的重新确立。

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步形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走什么路、如何建军、如何作战的基本问题。但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毛泽东军事思想被“军事冒险主义”取代，致使红军力量损失惨重，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再次得到参与规划中央红军军事行动的权力，其在党内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得到了部分恢复。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思想上依然没有根治，加之随后红军在军事上的进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种种历史因素的交集对毛泽东刚刚确立的地位形成了严峻挑战。这些无法预见的困难，既是对毛泽东领导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全党全军信仰和意志的砥砺。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很快又面临了两次重大的挑战。1956年9月1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本人也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而这四次败仗中，后两次都发生在他领导地位刚刚确立的四渡赤水期间。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恰好是在这期间得到巩固的。

1935年1月1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正式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更改了红军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术，毛泽东被委任为周恩来的“协助者”，虽然在名义上并不掌握决定权，但由于当时党内大部分人员对其高度期望和信任，他的意见开始对军事指挥具有影响力。

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20日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当前军队的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具体的任务安排是：“1、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3、在尾随之敌紧迫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同日，中央军委在发给中央红军各部的电令中说：“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夺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

◆红军一渡赤水示意图。

如果在不考虑四川敌情的前提下，这份攻击计划是合理的。因为经过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总兵力仅剩3.7万人，而周围却是国民党40万军队的追剿，敌我实力差距悬殊。而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在长征途中，红军一方面要不断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寻找新的根据地。贵州虽然敌人军事力量弱小，但本身经济贫瘠，人力物力匮乏，且随着国民党薛岳的中央军大举入黔，土著军阀王家烈被彻底打压和排挤。所以，此时的贵州已不具备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相比之下，刘伯承等人力荐红军入川，原因一方面是四川人口多、经济基础较好，另一方面红军中部分将领成长于蜀地，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北上入川也方便了中央与四方面军的联系。因此，中央研究后决定了渡江北上的大方向，“赤化四川”成为中共的下一个奋斗目标。

但是，红军打惯了号称“一杆火枪，一杆烟枪”的黔军，而对川军的战斗力严重估计不足。四川军阀刘湘在得知红军欲向黔北川南进发后，已经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抵挡。因为一旦中央红军入川，就与北面的红四方面军加强了联系，同时也就对四川形成了夹击之势，再加上前有蒋介石介入贵州的惨痛教训，自己难保不成为下一个王家烈。红军要图川，中央军也要图川，刘湘唯一的办法就是拼死把红军挡在川外，这样中央军也就没有入川的理由，即便最后和红军两败俱伤，被蒋介石钻了空子，自己的利益还是能保住一些。所以在刘湘的决心下，红军入川的大门已经基本上封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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