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之责 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1931年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谓：“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13日，于右任也致电张学良：“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中村事件（即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中村震太郎等人，假冒“日本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名义，奉命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间谍活动，收集许多情报，后被东北军秘密处死）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9月6日，张学良原来打算从北平回到沈阳（1931年6月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后即驻北平，托病就医），因有日本特务土肥阴谋暗杀他的密报，所以张学良又迟疑停止赴沈阳，他遵照蒋介石的数次电令精神，于当日分别致电东北边防军参谋长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全文如下：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我方务当万分要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9月11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晤张学良，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遭日军进攻，一律不抵抗……”张学良对于蒋介石上述这些对日“不抵抗”的指示，是完全彻底地坚决执行和接受的，他对东北军各个部队的军官反复转去蒋介石关于“不抵抗”的电令和训示，以致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作好了逃退的计划，有的怕下级军官和士兵会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干脆就给他们只发枪支不发子弹。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请问，这跟投降有什么区别？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在北平获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即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所候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连报中央，听候指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实为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并用炮袭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给东北军一道道的“不抵抗”电令，无疑如一根根粗黑麻绳捆绑住了东北军广大官兵，他们虽然作了某些抵抗，也只是零散的、无组织的，扭转不了整个战局。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兵力总共只有1.05万余人，而中国东北军有26.8万余人，其中除去驻守平津地区的兵力11.5万余人外，在东北地区也还有15.3万余人。如果事变前作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准备，对日军制造的九一八事变进行坚决反击，完全可以制止日军在东北的军事侵略扩大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的历史告诉人们：一是被侵略国家领导集团政治上的妥协投降政策，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二是企图依赖国际组织所谓的“公理判决”来阻止侵略者的步伐，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丢掉和平幻想，奋起抵抗，才是赢得和平的唯一途径。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解放军首席军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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